延安精神：管黨治黨的重大理論與實踐成果

　　【理論·黨史】

　　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是我們黨在新形勢下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根本保證。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陜西考察工作時指出：全面從嚴治黨要繼續從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延安精神是黨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波瀾壯闊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培育和形成的光照千秋的寶貴財富，也是中國共產黨管黨治黨、從嚴治黨的重大理論與實踐成果。可以說，正是因為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出要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的管黨治黨的高標準、嚴要求，使得中國共產黨在這里走向成熟，走向中國，走向世界，也使得中國共產黨形成了集中體現黨的性質和宗旨、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中國共產黨人崇高品德和偉大情懷的延安精神，使得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得到空前的提高，為奪取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延安寶塔山 資料圖片

　　“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就是解決黨內對革命前途認識不清的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黨內在革命前途問題上曾經有過一些錯誤傾向，未能正確處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關系，違背了中國社會的客觀發展規律。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在軍事和組織上進行了調整，初步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雖然變更了政治路線，但并沒有從思想政治上去肅清黨的歷史上“左”的、右的以及各種非無產階級錯誤思想，以致“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嚴重影響黨的團結、發展壯大以及偉大事業的推進。針對這一問題，延安時期毛澤東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作出了正確的回答。1936年6月1日，毛澤東在紅軍大學第一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提出，創辦紅軍大學的方針之一就是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1937年1月13日，隨著西安事變的發生與和平解決，中共中央進入了延安城，隨后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1939年5月26日，毛澤東在題為《抗大三周年紀念》的文章中最終將這一表述確定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對于什么是正確的政治方向，1938年4月1日毛澤東在陜北公學第二期開學典禮大會上的講話中作出了明確解答：“共產黨有一個方向，政治的方向。這一個方向，全國人民都以為是好的，那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完成民主政治。這個政治方向是代表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的意見的。”“還有一個方向，就是社會主義的理想。大家想想，民主政治建立以后，我們畢業了，還升不升學呢，有的，就是社會主義大學，它可以給人民最大的幸福。”可見，在毛澤東看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1939年5月1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寫的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文章《五四運動》中指出：“若問一個共產主義者為什么要首先為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而斗爭，然后再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那答復是：走歷史必由之路。”“走歷史必由之路”是毛澤東、也是我們黨對中國革命前途問題旗幟鮮明的回答，即中國革命既不可“畢其功于一役”，也不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間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和發展資本主義階段，中國革命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完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并準備在一切必要條件具備的時候把它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上去。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就是解決“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盡管五四運動的到來，讓我國無產階級建黨的任務成為歷史的必然，但是理論宣傳的準備顯然不足，黨在幼年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在毛澤東看來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中共又立即投入了武裝起義，在農村、在偏遠的山區開辟根據地，進行土地革命戰爭，沒有可能從容地進行廣泛而深入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因此對于“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如何應用馬克思主義”認識不清，黨內出現了“專門從書本上討生活的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共產黨員。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完全否定、修正了這一錯誤的認識和行為。在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上，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黨內關門主義不會把馬列主義“活潑的運用到中國的特殊的具體環境中去”，而把馬列主義變成死的教條，并以此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7年4月，中央發出的告全黨同志書特別強調：由于“中國革命的復雜性與變化多端性”，“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主義的原則必須使之具體化，成為具體行動的指南針”，中國共產黨能否做到這一點，“將決定此次大革命能否勝利的命運”。7、8月，毛澤東先后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并在當時高級干部云集的抗大發表了“兩論”的講演，從認識論和方法論上清理了黨內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斷作了系統的哲學論證。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做了《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報告，其中在“學習”一小節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科學概念，并對這一概念作了深刻、具體而精辟的闡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是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而是當作行動的指南。”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科學概念。正是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認識、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任務的基礎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延安掀起了理論創新的高潮，總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并經過延安整風運動在全黨樹立起了實事求是的權威，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并在七大上寫進黨章成為黨的指導思想。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就是解決黨內存在的封建的、小資產階級自私和自我為中心的問題。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陜北后，黨員只有3萬余人，壯大革命力量勢在必行。在“廣泛吸收紅軍指戰員入黨”的政策下，1937年黨員發展到4萬人。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強調“十倍百倍地發展黨員”，9月黨員人數迅速發展到了7萬人，年底黨員人數發展到了50萬人。鑒于黨的迅速擴大與發展出現的諸多問題，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時地作出關于鞏固黨的決定，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成為我們今天極端嚴重的任務，成為完成黨的政治任務的決定因素。”1939年12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1940年黨員發展到了80多萬。在黨組織的迅猛發展過程中，一些黨員身上存在的入黨動機不純、行為不純現象與問題，嚴重削弱了黨的戰斗力，不利于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的發揮和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的發揮。對此，1939年2月20日，毛澤東在給張聞天的信中最早提出“為人民服務”的概念。同年12月，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的文章中倡導，只要有了毫不利己專門為人的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深刻指出，文藝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必須明確地徹底地解決它。”1944年9月8日，在紀念張思德追悼會上，毛澤東作了《為人民服務》的講演，提出了“完全徹底的宗旨觀”，即革命的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45年4月，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對“為人民服務”做了進一步的發展，指出黨及黨領導下的軍隊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這種服務不是三心二意，也不是半心半意。后來，七大黨章總綱規定：“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具有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精神”，在“黨員”一章中也把“為人民服務”作為黨員必須履行的四項義務之一。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就是解決部分黨員干部身上存在的畏懼困難、精神懈怠、動力不足的問題。在20世紀30年代，延安所在的陜北地區是中國最貧窮落后的區域之一。這里自然條件惡劣，加之軍閥、地主、土匪的橫征暴斂，使這一地區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生產水平、生活水平十分低下，人民群眾長期過著“端上飯碗照影影，睡在炕上望星星，身穿羊皮壘補丁”的艱苦日子。1937年9月，陜甘寧邊區成立后，地廣人稀、生產落后的邊區能得以實施休養民力政策，人民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但到1940年，由于國民黨頑固派停發軍餉和對邊區進行經濟封鎖，日本帝國主義對延安進行轟炸，邊區自然災害頻發，邊區留守部隊、青年知識分子等非生產人員增加，尤其是邊區領導干部中間存在不切實際的狹隘的“仁政”政策和畏懼困難、精神懈怠、動力不足等心理，陜甘寧邊區出現了空前的經濟危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人面對的不僅僅是要么餓死、要么解散、要么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選擇問題，還有黨群關系、干群關系、軍民關系的空前緊張，最終中國共產黨人選擇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運動。在大生產運動中，中國共產黨人在充分認識“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到的物質福利”，“向人民要東西”和“給人民以東西”的關系，以及自力更生在根據地建設中的地位的基礎上，沒有了“一遇困難就唉聲嘆氣，就縮手縮腳”，“辦事不認真，得過且過，敷衍了事”，而是在“思想中、行動中，沒有絲毫消極態度”。1942年底大生產運動取得了實效，1943年春節佳縣農民李有源創作了《東方紅》，稱贊毛澤東為“人民的大救星”“我們的帶路人”；1944年2月延安人民秧歌隊及民眾團體向毛澤東獻旗，歌頌毛澤東是“人民的領袖、人民解放的導師”，真切表達了“人民對毛澤東的最大愛戴”，也表明我們黨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心支持和擁護。

　　（作者王亞杰 系西北大學黨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