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藝”寶典

□   徐則挺

2012年10月，由河南大學出版社推出的綜合性戲劇文獻《樊粹庭文集》一式六卷，輯錄了迄今已經發現偉大的戲劇改革家、“現代豫劇之父”樊粹庭先生的全部文字著作，以及刊載的重要媒體和有關圖片。這無疑是樊粹庭文化遺產的主體部分，是當今和今后一個時期社會各界進行樊氏戲劇藝術研究開發的主要基礎和依據。一切樊氏戲劇藝術的愛好者和研究者，不可不對《樊粹庭文集》予以重視。

一、價值與品位

由張大新教授主持編校的《樊粹庭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匯集了樊粹庭先生創作和改編的50多部戲劇文本，輯錄了樊粹庭40年藝術生涯的自傳、日記、導演手記、論文、隨筆、劇評、書信、雜著和不同歷史階段的劇照、生活照，以及見諸各地報端的評論文章、紀念文字，是樊氏戲劇藝術比較完備的集成式寶典，它填補了近現代豫劇轉型變革時期文獻資料的空白，全息式地反映了豫劇由粗放簡陋期進入成熟繁盛期的動態軌跡，對樊粹庭先生在現代豫劇發展史上開山鼻祖的地位與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文集》是樊氏戲劇藝術一座聳入云霄的豐碑，是樊粹庭作為偉大戲劇家踏上中國戲劇史星光大道的堅穩階石。

《文集》的珍貴價值首先體現在對樊粹庭文獻資料的征集、鉤沉、鑒別與考訂，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完整與準確。由于樊粹庭的創作旺盛期正處在中國社會大災難、大動蕩、大變革即社會兵荒馬亂、人民顛沛流離的時期，這就給相關文獻資料的保存造成了極大的不利。加之新中國成立后一度盛行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對知識分子政策上的偏頗，也使樊粹庭文獻資料的收集和保存喪失了最佳時機。編校者在資料征集上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

作為《文集》編校的組織者和主筆，張大新教授秉承對歷史負責的精神，不僅自始至終貫徹了“求真求全”的原則，而且在編校體例的處理上體現了一流的學術品位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如對文獻資料中存在的“錯”、“脫”、“訛”、“衍”等現象，參照多種抄本，加以核對比勘，斟酌厘定；對于樊粹庭先生隨手拈來的經典征引，逐一核實原文出處，以保證引文的準確可靠；為了方便讀者領會“樊戲”真髓，給戲劇研究者提供便利，編校者在劇目名稱后統一加上了劇情簡介和人物表。《文集》的出版，不僅為種類眾多的地方戲在遺產保護方面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也為其他地方戲的劇目整理與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目前的《文集》雖然在文獻的完整性上還存在缺憾，但“樊藝”青山尚在，嫵媚多姿，已屬難能可貴。《文集》在體制結構和歷史地位上堪與《李漁全集》相媲美。如果把《金瓶梅》原文從《李漁全集》中剔除，那么《樊粹庭文集》的規制要大于《李漁全集》。《樊粹庭文集》是對當代人的貢獻，更是對歷史的貢獻，對千秋萬代的貢獻。

二、“樊藝”的寶庫

《文集》作為一座藝術寶庫，包含著兩個彼此無限交融、密不可分的子系統，一個是樊粹庭的藝術人格、藝術實踐、文獻積累及其社會反映系統，一個是豫劇蛻變成長、劇目積累及其社會反映系統。這兩個子系統在文獻資料上都具有完整性、豐富性、準確性、權威性、獨特性。

就樊粹庭的藝術人格、藝術實踐、文獻積累及其社會反映而言，《文集》令人信服地證明：樊粹庭是一個精神自由奔放、血肉豐滿的文化巨人，一個大師級的人物，一位豫劇改革的先知先覺者。他為戲而生，以戲為命，才華橫溢，激情四射，具有杰出的藝術靈感、巨大的創造能力。他既是書香門第、科班出身，又生逢中國社會翻天覆地、風云激蕩的時代。天降大任于斯人實在是上天有眼。樊粹庭自覺承擔起歷史重任，親手完成了豫劇在樣式上的經典化。他的作品不僅具有鮮明的個性，而且具有斑斕的地域特色。樊粹庭是中國戲曲史上集編、導、演、行業經營、戲劇教育于一身的全職戲劇藝術家、卓越的戲曲教育家。

就近現代豫劇蛻變成長、劇目積累及其社會反映而言，《文集》用翔實的資料告訴我們，樊粹庭自1920年代中葉進入河南大學起，就抱定“戒絕舊劇惡習，充實自己德能，規正社會人心”的藝術宗旨，投身于豫劇改革事業；經過一個時期的積累和準備，他毅然創辦“豫聲戲劇學社”和“豫聲劇院”，從劇場、舞臺、器樂、唱腔、表演、服飾到劇院管理等，對河南梆子這一普通地方劇種實施了全方位、大刀闊斧的革新；在1935年至1936年期間編導了7部大戲，結束了河南梆子無劇本的歷史，使河南梆子的面貌煥然一新，并一舉邁入主流文化的殿堂，完成了從廟會高臺向都市劇場的跨越；1937年“七七事變”后，樊粹庭高舉抗日大旗，將“豫聲劇院”更名為“獅吼劇團”，編演愛國劇目，動員社會民眾，為抗日救亡吶喊助力；1942年，樊粹庭臨難不屈，低谷躍起，從流落西安的豫籍難童中招收學員，創辦“獅吼兒童劇團”，編寫新戲，訓練人才，推動了豫劇向全國各地的傳播，使豫劇迅速發展壯大，成為受眾最多、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地方劇種。

一個樊粹庭，半部豫劇現代史。今天和今后的人們研究樊粹庭，研究樊氏戲劇藝術，研究豫劇改革史，繞不開《文集》。研讀《文集》，應該是一切“樊戲”研究者的起點、必修課和基礎課。

三、生發和完善

美學領域有一個著名的命題——形象大于思想。形象大于思想是指這樣一種現象：特定藝術形象中所包含的社會意義和思想價值超越了藝術品創造者本人的主觀認識，而評論家對于同一個藝術形象的認識也不盡一致，甚至會有別于作者的本意。這一美學命題還可作另一種表達，即文本大于解讀。即所謂“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文集》原本是樊粹庭這一人文形象的副本和背書，但是在樊粹庭百年之后的今天，《文集》就成了人們接觸樊粹庭、認識樊粹庭的最主要、最權威的媒介。拿王羲之的《蘭亭序》作比喻，就其權威意義而言，《文集》以其本真的屬性高于王羲之《蘭亭序》的任何一個摹本。自從《文集》問世之后，人們還有兩件事可做，一是解讀《文集》，從《文集》生發開去；二是完善《文集》，通過鉤沉，對《文集》做補充的工作。

就解讀《文集》而言，《文集》無疑是一個豐富的寶藏，有無限的解讀空間、生發余地。學者和專家可以從中找到無數個博士論文的題目：樊粹庭與河南梆子的新生命、從樊粹庭的戲劇實踐探索他的戲劇理論、樊粹庭的創作分期、樊粹庭與陳素真、樊粹庭在新中國的戲劇實踐、樊粹庭戲劇題材面面觀、樊粹庭“戲劇報國”的理念與實踐、樊戲編導演員觀眾“三維互動”的創作機制、樊粹庭筆下的愛情與女性、樊粹庭作為戲劇教育家的實踐等。正如關愛和先生在《文集》序言中所論：“《文集》將以豐富翔實的戲劇史料，引導讀者進入晦明變幻的歷史隧道，回溯豫劇乃至中國戲劇近百年來演變轉型的動態歷程，揭示樊粹庭先生作為豫劇宗師的深厚學養和合中西于一體的戲劇理念和編導思想。”

我們深信，樊粹庭連同《文集》會像《紅樓夢》一樣，成為人們訴說不盡的話題，給人們帶來無窮無盡的藝術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