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藝弘揚中國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賴以維系的精神紐帶，是一個國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礎。如果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魂無定所、行無依歸。為什么中華民族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傳、頑強發展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華民族有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 ”他明確要求：“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動活潑、活靈活現地體現在文藝創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訴人們什么是應該肯定和贊揚的，什么是必須反對和否定的，做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這一重要論述既高度概括了文藝對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獨特作用和重要地位，又著重強調了中國精神始終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為進一步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藝提供了重要遵循。

一

　　一個沒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難以自立自強，一項沒有文化支撐的事業難以持續長久。文藝作品不論其內容和形式怎么變，但都萬變不離其宗，即在本質上都是精神產品，都是以彰顯高尚精神、筑魂育人為根本歸依的。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對消費需求和物質的主導趨向越來越凸顯。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更需要有精神的導航。因為人有思想、有精神、有價值觀和道義感，所以人才會成其為人，人和人類社會也才會不斷地出現新創造與新發展。黑格爾說過，“一個民族需要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們不只是注意自己的腳下” 。文藝的作用，就在于給人民大眾創造優秀的精神食糧，從而以先進的思想和崇高的精神讓人們有仰望星空的意向和能力。

　　魯迅的偉大并不僅僅在于他出版了多少本書、發表了多少篇文章，而在于他的眼光所至和筆鋒所及皆無不深深地直達社會的底蘊和人性的本質，幾乎出于他手的每一個筆觸和每一個字符，都準確而深切地觸摸到了現實社會生活的脈動和每一個中國人的靈魂中樞。這不僅使他的作品在反映生活時每每都能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而且更使他的思想在幾乎每一字里行間都放射著穿透一切偽飾而直達靈魂深處的犀光。這使他和他的作品遠遠超越了同時代文化圈中所有的智慧者、激進者、儒雅者、博識者，而成為毛澤東所說的中國現代社會的“第一等圣人” ，成為大家公認的“民族英雄”“民族魂” 。列夫·托爾斯泰說過“活著就是為了講故事” ，但讀者卻從《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 《復活》等作品中讀出了生活的哲理，領略了人性的崇高，認識了社會的法度，體悟了道義的力量。就因為作者在其娓娓道來的敘說中不露聲色地為作品注入了思想的圣水，點燃了精神的爝火，提供了價值的繩墨，并以之而進行了人性化的裁量與道德性的評判。莎劇的魅力之所以能穿透歷史而不衰，不只是在于語言多么美妙、情節多么曲折、形象多么動人，更重要的是從情節和形象中所折射出來的人性光彩與人生哲理，這才是其作品真正打動人的地方，其最可貴的價值也恰恰是在這里。

　　古往今來，那些著名作家最為顯著的特點之一，就在于其作品生動、深刻，具有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能夠以藝術的方式引領人們進入一個充盈著魅力與定力的審美世界。就拿中國現當代文藝來說，像趙樹理、賀敬之、孫犁、柳青、周立波、杜鵬程、郭小川、馬烽、路遙，又如徐悲鴻、梅蘭芳、吳祖光、羅工柳、常香玉、吳冠中等，不論他們每個人所擅長、所踐行的是何種文藝方式，其共同的特點則都是沉潛生活底層，心系人民大眾，激揚時代精神，秉持百姓情懷，恪守現實主義，營造剛健風格。正是他們的堅守和創新，才為新時期文藝贏得了一個良好的開局，造就了不負時代厚望的新崛起與新輝煌。

　　說一千道一萬，判斷文藝作品是否優秀，一個根本的標準就是看是否蘊涵深刻的思想，是否具有高尚的精神和理性的光芒，這才是真正的動人之處和真正的價值所在。 《離騷》之所以流傳千年而始終不衰，能夠真正走入中國人的心中，靠的就是隱涵于字面背后的高尚人格和偉大的愛國情懷。魯迅作品靠什么躋臻高峰、止于至善呢？惟在于思想的明睿、深刻和精神的高潔、卓越。他的眼光、他的筆觸、他的認知與他的見識，在觀察和描寫生活與人的時候每每總能穿透靈魂，直達最深層的隱秘之處。這使他不僅發現了別人發現不了的東西，還成為了文學史上的“這一個” 。 《阿Q正傳》之所以使人們不由得“對號入座” ，仿佛從中看到了自己，原因就在于深藏在阿Q靈魂深處不幸而又不爭的“國民性” 。

二

　　應當看到，當前的文藝創作中越來越顯現出一種傾向，這就是思想的銷鑠與精神的散佚。然而，在創作實踐中思想與精神衰減或泯沒的作品卻時有所見。特別是在創作的豐收季，作品數量不斷膨脹，而作品中的思想與精神卻日見式微。

　　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在作品中呈露出思想容量衰減與內蘊精神失落。而文藝作品一旦出現精神缺失，那可就無異于丟了靈魂。這樣的作品，無論其情節鋪得多開，故事編得多圓，形象扮得多酷，語言諂得多甜，也終究難成正果。因為精神是思想性和價值觀的載體，一旦失卻，作品的意義便不復存在，讀者從中所看到的便只能是生活的“渣” ，而決不是思想的“醇” 。最終所呈現出來的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有‘高原’缺‘高峰’ ” 。

　　不但模式化生產和快餐式消費的現象極為普遍，蹈故襲常、只求速度而不顧質量、只圖篇長而不謀思精，已成為一種具有共性的創作套路。特別是收視率為王和市場邏輯至上也已成為一些創作者的最高法則。這樣的情況下，以媚俗、惡搞、戲謔為能事的作品海量出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現象的形成，便不可免。這不僅有悖于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而且也有違于文藝自身的思想法則與美學規律，必須予以審視和反省，并在這種審視與反省中重拾現實主義和精品意識，重振民族精神與創新機制，重續中國文藝的優秀傳統與輝煌歷史。

　　文藝創作自有其內在的規律性，過分追求速度和數量，必然會導致內存的耗散與質量的下滑。隨著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勃興，中國文藝漸漸疏離了于長期實踐中所形成的優良傳統，也漸漸淡化了對具有社會主義精神的現實主義的恪守與創新，過度地因襲了西方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文藝思潮與文藝方法，過度地由對文藝的精神守望而轉換為感官刺激和娛樂至上，過度地由對文藝的道義追求而蛻變為對金錢與物質的盤算，并由此而造成了一些文藝作品的思想淡化與精神矮化。康德說過：“我們的責任不是制作書本，而是制作人格。 ”無奈現在我們的有些文藝創作僅僅是在碼字、炫技、故弄玄虛、無病呻吟。其所缺失和匱乏的，恰恰就是思想、精神與靈魂。

　　思想的生成與實現并不是簡單相加的關系，它是化學反應而非物理過程，永遠都只能是有機地相洽與相融，并在這個過程中充分實現化合作用，最終升華為一種觀念、意識，形成一種氣場、氣質。只有這樣，才能使受眾在充盈著愉悅情緒和自覺意識的審美過程中于不經意之間受到真、善、美的感染和感悟，得到義、理、智的啟迪與熏濡。否則，任何硬貼、硬拼、硬嵌，其效果都會是相反的。因為文藝創作在本質上屬于藝術創造，而接受文藝作品的過程則必須和必定是一個充滿崇高感和正義感的審美過程。它既與學校教育不同，又與理論培訓相異。在它的實施與實現過程中，必須始終突出正能量和采取軟方式，以“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的方式，達到“聲韻入心萌真愫，書聲盈耳自芳菲”的效果。

　　毋庸諱言，作家只有從敘事和描繪中積淀了思想、升華了精神之后，才能找到思索的旨要和進入思索的過程，也才能進而作出是非辨析與價值評判。如果丟失了生活的內蘊魂魄，其結果就只會像契訶夫所指出的那樣，無非是充當了一個雜耍藝人的角色而已。

三 

　　“文者，貫道之器也。 ”文藝的使命就是以藝術的方式通過對“美”與“善”的創造和審視而不斷地豐富人的思想和提升人的精神，并通過“人”而營造社會文明，促進經濟發展。故此，以文養心和文以載道，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一個亙久不渝的藝術法則。而要載道，就必須有思想；要養心，就必須有精神。因為精神和思想從來就是觀念的酵體與意識的文本，是臧否尺度與價值取向，是衡量標準與理想追求，尤其是對是非觀、道德觀、審美觀、價值觀的表現。

　　文藝從來就不是對生活的簡單臨摹，真正有價值的文藝創作必然是著力于對生活和人性的深度開掘，并以藝術的方式表達生活之醇與人性之美，使之比生活本身更集中、更鮮明、更強烈、更純粹。生活只是文藝的璞玉，生活本身雖然豐富多彩，但并不等于文藝作品本身。它必須經過一個淬煉與提純的過程，才能充分顯示其所潛在的價值與意義，也才能以其固有的美質與魅力感化人和提升人。任何文藝作品，不論寫什么和怎樣寫，終極價值與意義的體現和彰顯都在于思想蘊存與精神稟賦。所以，文藝創作必須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那樣：“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 ，必須“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 ，必須以美的形態和藝術的方式在表現思想深度與精神高度的同時，更要在穿越時空和彪炳時勢的過程中深深地鐫刻出新中國蓬勃崛起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印證。

　　不難發現，舉凡有建樹的文藝家和經典作品，就從來都是以提煉思想和升華精神為旨歸，其所講述的故事，所描繪的場景，所鋪陳的情節，所塑造的人物等，都只是作為思想之源與精神之酵而出現，絕非僅僅是只把原汁原味的生活曬出來便一了百了、萬事大吉，而篤定的則是取“糟”為釀，采“酵”而發，從中提煉出先進思想與崇高精神，以求在審美的愉悅中給人以啟迪和教益，使社會不斷地走向文明與和諧。卡夫卡在《變形記》中，完全出人意料地讓其主人公格里高爾在一個早晨突然變成了一只大甲蟲。你以為作者是在玩吊詭、寫童話嗎？他是要通過這個奇異的舉動來凸顯一種思想，來宣示一種精神，即當人在巨大而扭曲的社會壓力下不堪重負時所不能不作出的應激反應，其所涵寓的社會意義和精神內蘊不僅極其顯豁，而且十分極端。我們現在每年都要拍攝大量電視劇，但真正能夠在熒屏上播出的卻僅占一半左右。然而， 《平凡的世界》就怎能一炮打響、走紅熒屏、引發如潮的熱議與褒揚呢？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這部電視劇從平實質樸的敘事中表現出最具時代精神和生活質感的思想鋒芒與道德圭臬。路遙在談到創作體會時說：“為了使當代社會發展中某些重要的動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藝術表述，我力求通過塑造人物（典型）把我們時代最重要的社會的、道德的和心理的矛盾交織成一個藝術的統一體，把具體性和規律性同持久的人性和特定的歷史條件、個性和普遍的社會性都結合起來——也就是說，銳意向深度和廣度追求。 ”孫少平和孫少安兄弟之所以會成為具有精神風采和思想內蘊的典型形象， 《平凡的世界》之所以會呈現出不平凡的時代韻律和人格魅力，其原因就正在于此。思想內蘊與精神資質常常能夠賦予作品以神奇的人格力量和巨大的藝術彈性，并能無限放大和延伸其審美功能。

　　提升精神的高度，要求文藝創作者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堅持深入社會生活、佇立時代潮頭、瞄準改革前沿、抒發大眾情懷，源源不斷地從生活深處和時代中樞開掘思想，從而使思想擁有源源不絕的“源頭活水” 。我們要警惕和防范“去思想化”“去價值化” “去歷史化” “去中國化”“去主流化”的思想濁流，始終堅定不移地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勇做改革和發展的中堅力量與弄潮先鋒，始終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作為創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并以此而使“中國夢”鮮活起來，靈動起來，通過文藝的具象化和藝術化表現而越來越清晰，越來越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潛移默化、潤物無聲。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以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文藝工作者是靈魂的工程師。廣大文藝工作者要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充分認識肩上的責任，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動活潑、活靈活現地體現在文藝創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訴人們什么是應該肯定和贊揚的，什么是必須反對和否定的。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