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學生的“擇校之痛”

王啟峰 繪

　　兒子帶血的拳頭從鏡子上拿開的那一幕，在李玉梅（化名）的心里來回閃。“那會兒我真的慌了，腦子里一片空白。”直到今天，回憶去年暑假的那一個上午，她依然心有余悸。就是在去積水潭醫院的路上，一家人都覺得，這樣的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3年前，兒子小升初，李玉梅和丈夫沒多想，給兒子選了一所夠得著的最好的學校。這所學校教師備課跟京城一所著名牛校同步，考試用的試卷也是一樣。沒想到，這個最佳選擇卻成了兒子的噩夢。

　　淘汰

　　導火索是初二下學期的一次課堂提問。那天，兒子在物理課上大著膽子舉手提問。回答問題之前，老師當著全班同學說了一句話：“咱們大家等一等，耽誤點時間，給他講一講。”就是這句話，把孩子的心傷了。

　　其實，兒子在學校的掙扎從初一下學期就已經開始。學校使用牛校的試卷，全班各科考試平均分常常在50多分。兒子基礎稍差，不會的題目更多，成績漸漸變成班級倒數，課堂上聽不懂的內容也越來越多。

　　跟成績一起下滑的是在班級里的地位。老師們漸漸不再愿意在這個“差生”身上投入精力，愿意跟這個“差生”一起玩的同學也越來越少。

　　原本陽光的孩子變得沉默，“那段時間，每天早上去上學，他總是弓著身子背書包，那樣子就像個僵尸”。兒子慢慢不想上學，往墻上扔東西。小鐵棍、鉗子、扳手……兒子房間的一面墻上被砸得傷痕累累。

　　李玉梅給兒子輔導，去學校跟老師溝通，去兒子班上聽課，甚至給兒子找來了心理醫生……但都收效甚微。

　　“媽媽，沒有用。”兒子對她說。絕望的語氣幾乎讓李玉梅窒息。

　　初二結束后的暑假，那一天上午，兒子躲進了衛生間。不知道待了多久，突然，一拳把鏡子里的自己打得粉碎。

　　“那個暑假我們沒干別的，就是給他辦轉學，最后去了地大附中。”李玉梅說。

　　“很少有人關注那些被名校‘淘汰’的學生，但這樣的學生我們幾乎每年都會遇到。”中國地質大學附屬中學校長王玉萍說，“從名校轉學的學生只是極少數，更多的學生會選擇留在原來的學校，哪怕他們跟不上。”

　　去年高考的統計數據，印證了王玉萍的判斷。以海淀區一所名校為例，這所學校生源排名在全區2500名之前，最終高考的一本率卻低于90%。也就是說，超過10%的學生，進入這所名校3年之后，成績在全區排名落到了7000名之后。

　　“這不是個例。”王玉萍說，“如果用學生入學成績和升學成績的變化做標準，各個學校的情況可能會顛覆很多人的認知。”

　　從2008年到2012年，王玉萍每年都會做海淀區全區中學的增值評價。考試成績這一項，各校學生入學時的全區排名和畢業時的全區排名比較，得出的結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有的傳統名校，20%至30%的學生入學以后，成績沒有得到提升，反而下降了。

　　“這項統計我只能做到2012年，之后的數據就不公布了，也沒有人關注這部分數據，大家更喜歡追狀元。”王玉萍說著站起身，從辦公桌上的一堆報刊里取出一份北京出版的教育報，“教委一直說不讓炒狀元，你看看，教委主管的報紙上，花了兩個整版，專門介紹了各個區的‘中考最高分’。

排名

　　“為什么連我都會覺得排名在前面的學校就是好學校？為什么我在做決定的時候幾乎想都沒想？”在一所中學做教師的李玉梅，每每想到這些，對兒子的愧疚感便越發沉重。

　　2006年5月30日，六一兒童節的前一天，一個IP（互聯網協議）地址為“gil_婷”的網民在百度“知道”上發布了一個問題：“請問北京四中和人大附中哪個比較好?。?rdquo;

　　10年過去了，這個帖子沒有沉下去。相反，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已經遍布北京每個家長社區，甚至出現在“北京國安吧”里。而在一些門戶網站的教育頻道，這個問題更是每年都會被拿出來問一遍。

　　“關鍵不是答案，而是這個問題本身。”北京四中璞瑅學校副校長徐加勝說，“在我們看來，這種比較本身就是對教育的傷害，它把評價學校的標準單一化，不可避免會指向考試成績，而構成一所學校教育底蘊的理念、文化、傳統、特色等要素，在這種比較中就都被忽略了。”

　　眾多家長對兩所名校之間比較的圍觀，漸漸演變為對各個學校的大規模比較。“這所學校和那所學校哪個更好”已經成為各大家長網絡社區里的經典句式，而這樣的比較帖，點擊率常常過千。

　　大規模的學校比較，最終不可避免地演變成學校之間的排名?，F在，打開北京每一個家長網絡社區，在顯眼的位置總能找到各種學校排名。雖然，這些排名表沒有任何一個有實名的來源，但只要這樣的學校排名在網上貼出來，瀏覽量總是數以萬計。

　　今年4月，中高考之前，北京最大的家長網絡社區推出了2016版全市中學排名。排名標準很簡單，就是高考升學率。在這份排名表上，全市中學被分成“五流”。其中，五流中學的標準是高考無緣一本線、二本線，進入三本線也屬極端奢望；一流中學的標準則是一本率保持在90%以上，高考600分以上學生非常多，大量學生考入世界知名大學，并且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統考錄取的北京生源九成來自這些學校。

　　“單純用考試成績給一所學校排名是很不公平的，更不公平的是單純用高分段學生的成績給學校排名。”徐加勝說，“在世界范圍內，教育評價都是一個難題，但在中國的公共傳播領域，對學校的評價標準卻簡單得可怕。”

　　“在這種排名體系下，對一所學校來說，要得到社會的認可，最現實的選擇是什么？當然是全力做好高分段。”徐加勝說。

　　“當大家都這么去做的時候，一個淘汰體系就形成了。為了做大高分段，好學校必須盡可能招攬好生源。于是，學生必須成為好生源，才能進入好學校。于是，集中了好生源的學校變得更好，失去了好生源的學校，變得更差；于是，大家更想去好學校，更不愿意去差學校；于是，好學校更加努力競爭好生源……于是，‘好生源’就成了好學校的標準。”徐加勝說，“不要去怪那些跟培訓機構合作的學校，不要去怪那些半夜給高分考生打電話的校長，在這種評價標準下，這些學校的做法才是理性的選擇。”

　　而這種排名在學生進入學校后并不會停止。社會以考試成績給學校排名，學校就會以考試成績給學生排名。李玉梅的兒子進入初中后，從初一到初二，學校幾乎每周都會組織測驗，并公布排名。

　　孩子的自信，就是在這種排名體系里，一點一點垮掉了。

　　秘考

　　當初為了進那所排名靠前的學校，李玉梅特地給兒子報了“坑班”。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每個周六周日，家里人都要輪班帶兒子在培訓學校的培訓班和“坑班”之間往返。“現在想想，挺可笑的。”李玉梅說。

　　《義務教育法》規定，我國義務教育入學遵循“免試、就近”的原則。近年來，北京市教委多次出臺意見，嚴禁各學校舉辦與招生掛鉤的培訓班。2014年5月，北京市教委出臺《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中嚴明紀律的若干規定》，2016年2月北京市教委再次發布通知，詳細列舉了公辦學校10種必須嚴格禁止的招生行為，包括提前招生、點招學生、變更計劃招生和采取考試方式選拔學生，舉辦或參與舉辦各種培訓班選拔生源等。

　　然而，以考試成績為唯一評價標準的排名方式早已決定，只有考試才能判斷什么樣的學生是好生源。

　　“咬定‘十一’不放松，立根原在小學中。千考萬練還堅勁，任爾推優派位風。”在家長網絡社區里，這篇署名為“richald”的帖子得到了不少家長的共鳴。

　　這兩年，盡管北京市教委制定的政策規定越來越細，追責的標準也越來越嚴。培訓考試在高壓之下并沒有

　　消失，只是變得更加隱蔽。

　　一名版主在帖子里跟家長們分享經驗：“接下來就是固定上演的戲碼，JW又開始對培訓班新一輪的撲殺，所以舉行考試都會特別隱蔽。有個家長跟我說了個比較極端的方法，就是每次上課都帶著孩子在門口等一下，如果看任課老師來了，那肯定是上課不考試，馬上就帶孩子去別地上課。反之，就趕緊放進去考試。”

　　“JW”指的是教委，像這樣用代號來表示一些關鍵詞，在各個家長網絡社區里很普遍。例如北大附中取諧音被稱為“白大夫”，“DZ”的意思就是“點招”。

　　在一家公司上班的李月（化名），女兒今年小升初，但她在網絡社區里已經泡了6年。“新手家長光那些代號就得學習一兩個月。”李月說，“尤其是教委撲殺風聲緊的時候，一些關鍵的坑班，代號還會變的。”

　　最多的時候，李月的手機上同時掛著十幾個QQ群：“都是各個坑班的家長交流群。一點兒消息都不能錯過，一些時間節點錯過了就趕不上了。”

　　過去一年，李月一家沒有一起休過一個周末。最緊張那段時間，李月帶著女兒一天要趕場4個不同的培訓班。

　　最終，李月如愿把女兒送進了心目中的名校。得到錄取確認的第二天，她就把所有QQ群都退了。“再也不受這份罪了。”她說。

轉學

　　轉學后的第一個星期，兒子在新學校就出名了。課間休息，他拎走了班里洗抹布的塑料桶，裝滿水，躲在三樓走廊盡頭的窗戶后面，照著樓下經過的兩個女老師就倒了下去。

　　學校里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事，被冷水淋了一頭的兩個老師氣壞了，沖到樓上找初三年級組長，初三年級組長又挨班查，很快就查到了這個“肇事者”。

　　班主任王慶紅就這么體會到了這個孩子的特殊。“那天，我趕到辦公室的時候，他已經被幾個老師嚴肅批評了。”王慶紅說，“他好像被自己的行為給嚇壞了，站在那里你說什么他都說好。”

　　“我就想不能一下子給他那么大的壓力，還是要往回拽一拽。”王慶紅對男孩說，做這樣的事情，你也不是唯一一個。但學校有規范，這樣大家才能在一起學習。

　　“我能感覺到當時他有一點詫異，從那之后，他看我的眼神就有了一點信任。”王慶紅說。

　　然而，沒過多久，新狀況接踵而至。那天班里上物理課，王慶紅習慣性地去班級巡視，卻意外看見了震驚的一幕。“那孩子，1米8的大個，臉漲得通紅，雙手攥著拳頭，盯著老師，想說話又說不出來的樣子。”

　　“我趕緊沖進去把他領出來。”王慶紅說，“等他情緒平息下來后一問，其實也沒有什么大事，但他在課上遇到困難就會突然發脾氣，這樣的事情后來又發生過幾回。”

　　王慶紅增加了對這個孩子的關注，經常找他聊天，有時候一天會聊幾次。

　　“我感覺這個孩子還是有責任心的。”王慶紅說，“他剛來的時候，右手有傷，班級值日，我安排他擦黑板。他一只手洗抹布，每節課后都把黑板擦得很干凈。”

　　王慶紅在班里專門表揚了這件事。“那孩子特別高興，從那以后，他每節課看自己擦得干干凈凈的黑板，注意力更集中了。”

　　“做作業是這個孩子的痛點。在原來的學校，初二各科作業他都落下了很多，聽他媽媽說，每一科都有二十多次作業沒做。”

　　“前兩個月，這孩子不能寫字。后來，他開始寫作業，只要寫了，能認得出來，我就表揚他。各科老師只要提到他有什么最近做得不錯，我就轉達給他媽媽。”王慶紅說，“我跟他媽媽說，你要表現得稍微夸張點兒。”

　　“像這個男孩這樣有些特殊的孩子，班里還有幾個。隔一兩周，年級組都要把這幾個學生一段時間的情況匯總一次。由年級組長主持，各科老師把了解的這幾個孩子情況都說一說。一般大家聽了以后，就知道下一步該怎么做了。”王慶紅說。

　　初三上學期末，快過元旦的時候，男孩給每科老師都送了卡片和巧克力。給王慶紅，額外多了一瓶干果。“那時候，他看你的眼神已經很親昵了，我能看出來，里面有信任，有服氣，也有感激。”王慶紅說。

　　之后又有一次聊天，王慶紅假裝跟他了解班級里的情況。“他跟我說，沒有，老師，我們班絕對沒有！”王慶紅說，“你聽這話，他都會維護同學了。”

　　增值

　　差不多半年之后，兒子背書包出門的姿勢都變了。“他真的是挺著胸出門，變得更愿意上學了。”李玉梅說，“有一次他生病，從醫院看完出來就要往學校趕，生怕耽誤了上課。”

　　“什么樣的學校是好學校？你現在讓我選，我會看老師是否認真負責，是否有愛心和耐心，是否講究教育方法，是否對學生有鼓勵，是否能幫學生建立信心。”李玉梅說。

　　4年前，海淀區和英國開展教育督導合作，邀請英國皇家督學按英國學校督導標準對海淀區的兩所中小學進行督導。地大附中也是接受督導的學校之一。

　　英國督學在地大附中待了3天。通過檢查校園、聽課、與老師學生面對面交談、查閱各種原始記錄，英國督學發現，在過去8年時間里，進入地大附中的學生，經過3年的學習，學業整體排名在全區至少上升2485名，并且基本沒有出現學生學業退步的情況，此外包括學習習慣、品行操守等綜合素質從低年級到高年級呈現明顯的遞增趨勢。

　　最終，英國督學給地大附中的評定是學校整體“好”，學生發展“優秀”。

　　“英國使用的是增值評價標準，按這種標準地大附中是一所很好的學校。”王玉萍說，“但在中國，大家忙著追狀元，地大附中這樣的學校，家長們看不見。”

　　事實上，10年前，教育部已經提出提倡對各級教育開展增值評價。北京市在個別區縣也開展了學校增值評價試點。

　　北京教育督導與評價中心主任趙學勤說，中小學校增值評價不僅涉及包括中高考在內的學業發展情況，還要評價學生的學習態度、情感發展、身體健康等多個維度。但任何一項科學的研究，都必須基于大量可靠的數據，而恰恰是數據缺乏，讓增值評價研究舉步維艱。

　　很少有學校去積累完整的數據，現有的中高考出入口對比數據也很難拿到。“我們想要數據，先要打報告，得到批復后，才能聯系區縣去要，要到的還常常不全。”趙學勤說，“感覺里面有非常復雜的因素在影響。”

　　評價在教育發展中之所以居于核心地位，在于評價的結果將直接影響教育資源的分配和獎懲。近年來，英美的教育評價標準都進行了新一輪的修訂。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強化評價結果對各學校的問責和獎懲。學生在現有基礎上能獲得積極發展是增值評價體系對好學校評價的主要標準。在增值評價體系下，很多教師更愿意到那些學生基礎更低的學校任教，因為可以實現增值的空間更大，相應獲得的認可和收入也更高。

　　現實中，北京的好學校和普通校的待遇差異也是巨大的。到名校工作，通常意味著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工作環境，還有老師們很看重的更高的社會認可度。

　　像地大附中這樣的學校，教師流失已經屢見不鮮。去年，有7名教師從地大附中離崗。今年，又有5名教師從地大附中離崗。除3人退休外，還有兩位教師申請調離，去向都是名氣更大的學校。

　　“走的都是教學骨干，”王玉萍說，“我跟老師面談，老師對我說，您總得給我一個留下的理由啊。”

　　地大附中高三班主任劉晶剛剛送走了一屆高三。全班29個學生參加高考，27個考上了本科。這個班的生源都是全區11000名之后，能考上本科意味著他們至少要前進3000名。

　　劉晶說：“沒人關注我們這些努力，學期總結會上，教委也只統計各校600分以上的人數，我感覺我所有的努力都沒有了意義。”

　　畢業

　　今年中考，這個男孩以年級前10名的成績順利考上了理想的高中。畢業后，他跟王慶紅比在學校的時候更親近。

　　這個暑假，有一天上午，臨出門的時候，兒子對李玉梅說了一句話：“媽，我房間里那面墻太難看了，幫我刷了吧。”

　　“我心里當時咯噔了一下。”李玉梅說，“兒子，回來了！”

采訪手記

　　適合孩子的學校 才是好學校

　　在中國教育報當記者時間長了，來咨詢學校情況的朋友就多了。我被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這個學校和那個學校比哪個更好”。

　　這個問題常常讓我為難。學校的情況，我或許知道得多一些，但孩子是什么樣，來問的朋友常常忘了說。這種感覺就像托媒人給找對象，只說您給介紹一個好的。什么是好的？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還牽涉到動輒百萬元的家庭購房計劃，就更不好回答了。

　　北京家長比較孩子的成績，有“分子分母”之說。如果孩子在班上成績拔尖，那就是“分子”；如果成績不出眾，則是“分母”。“分子比分母”就是升學率。

　　在與地大附中王玉萍校長的閑聊中，學校去年轉學來的這個特別的孩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意識到，這是聚光燈外沉默的“分母”中的一員，是被狀元熱轉移了的公眾注意力極少關注的一個巨大群體中的一員。

　　如果說“分子”意味著成功，那這些“分母”就是代價。大多數“分母”的家長是不愿意訴說的。然而轉學前后，兒子身上鮮明的變化，讓李玉梅有了不吐不快的愿望。在我承諾保護孩子隱私、不透露孩子姓名班級的前提下，李玉梅接受了我的采訪。

　　通過前后3次采訪，我慢慢勾勒出了這個教師家庭為了能讓孩子上好學校而付出的努力，以及這些努力給孩子帶來的傷害。

　　其實，李玉梅還給我講了身邊另外兩個孩子類似的經歷。其中一個孩子由于在分校成績突出，獲得了到總校跨校游學的機會，卻因為不適應總校的教育而在高考中名落孫山。

　　每年，北京都有很多家長努力付出，就為了讓孩子上一所心目中的好學校。在我的身邊，有把郊區的3居室賣了，在城區名校旁邊買一個已建成30年的一居室的；有給孩子報了5個以上課外輔導班的；還有帶著孩子經常參加各種比賽的……很少有家長意識到，也許這些努力正在傷害孩子。

　　感謝堅持教育本真的教育工作者，讓這個男孩有了讓人欣慰的轉變。雖然，面對持續高燒的排名熱、狀元熱，這種堅持顯得有些落寞，但只要走進這樣的學校，走近這些可愛的教師，你就一定能被他們內心的熾熱溫暖。

　　每一對父母都想給孩子選一所好學校，但什么樣的學校是好學校？升學率排名高的學校就是好學校？出過狀元的學校就是好學校？看著孩子們那一張張天真活潑的臉，誰能說他們只有一個未來？

　　各美其美，美美與共。適合孩子的學校，才是好學校。（記者 施劍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