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毛黨鉆了“紅包車”的漏洞

　　摩拜單車“紅包車”活動宣傳圖。 資料圖

法治周末記者 平影影

　　“這點便宜都要占？太不可思議了！”共享單車的忠實用戶裴瑩(化名)正在路邊掃碼開鎖小黃車，聽到朋友講有人利用“紅包車”的活動賺錢時，她停下了手中的動作，皺起了眉頭。

　　從今年3月份開始，共享單車企業在價格戰之外，又相繼投入了一場“紅包車”大戰——只要騎行那些被設定成紅包車的共享單車，就能獲得隨機金額的現金紅包。

　　據了解，“紅包車”的活動是摩拜今年3月起最先推出的，活動規定，用戶掃碼解鎖“紅包車”后，有效騎行“紅包車”超過10分鐘，鎖車后即可獲得1個現金紅包；金額隨機，最低1元最高100元，超過10元即可提現。

　　4月16日，ofo小黃車也推出“紅包車”活動，用戶需在其平臺APP內尋找帶有紅包標識的區域，在該范圍內解鎖車輛騎行超過10分鐘、距離達到500米后，便可領取現金紅包，紅包最高金額達5000元。

　　共享單車企業發起“紅包車”活動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品牌宣傳，吸引更多用戶使用，另一方面希望通過紅包，吸引人們找出那些位置偏僻，久未被使用的共享單車，將其騎至人流正常的地區，降低運維成本。

　　但誰都沒想到，這樣的活動就很快就被“羊毛黨們”盯上，成為其賺錢的工具。

　　日薅紅包上千元

　　“羊毛黨”是指那些專門選擇互聯網公司的營銷活動，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換取高額獎勵的人。

　　有媒體將那些使用紅包車賺錢的羊毛黨稱稱作“共享單車紅包獵人”，據《解放日報》報道，在上海街頭，共享單車紅包獵人往往在晚上出動，他們手持多部手機，注冊多個摩拜單車賬號，找到“紅包車”后一路騎行尋找下一輛“紅包車”，有時甚至會騎一輛車推一輛車。短暫騎行10分鐘，落鎖后就能得到系統發放的紅包。

　　雖然每個紅包數額只有1到2元不等，但使用多賬號刷下來，一晚上也能有八九十甚至上百元的收入。

　　法治周末記者注意到，由于摩拜單車的電子鎖都具有GPS定位裝置，所以即使是采用上述方式刷紅包，也需騎行一段距離。而ofo小黃車由于大部分沒有GPS定位裝置，除了使用上述方法刷紅包外，這些紅包獵人還找到了更為簡單的方法。

　　在網上搜共享單車紅包的相關信息，會看到“ofo紅包漏洞攻略技巧分享”“刷紅包攻略”等教程，其內容大同小異。核心步驟是用戶在手機中安裝虛擬GPS地址的軟件，并牢記已掌握的“紅包車”的編號。之后通過APP開鎖，等待10分鐘，然后設置手機GPS位置為500米以外，結束用車后即可領取紅包。通過上述方法，就能實現足不出戶刷紅包的目的。

　　由于ofo規定，每個用戶單日騎行“紅包車”累計不超過16次，即使每個紅包只有1元，普通用戶一天也能躺在家里收入16元。

　　而那些職業羊毛黨獲利空間就更大了：他們通過電腦，同時批量操作幾百個賬號，每天動動手指，可輕松賺幾千元甚至上萬元。

　　不過在4月底，ofo的“紅包車”活動被短暫下線，再次上線后，紅包的金額大幅降低，大多維持在幾毛錢到兩元錢之間。

　　法治周末記者于5月26日使用兩個摩拜賬號交替騎行一輛“紅包車”，兩次都能得到紅包，不過紅包的金額都在幾角錢；之后再使用兩ofo賬號進行體驗，結果與之類似。之后記者再將這兩輛“紅包車”推薦給朋友騎行，對方也能正常得到紅包。

　　對于“紅包車”漏洞被羊毛黨利用賺錢的情況，ofo客服表示，ofo紅包金額的減少跟這種情況有關系，并且只要系統檢測出來有“刷紅包”的行為，賬戶就會全部被拉進黑名單。

　　破壞紅包規則或涉欺詐

　　北京郵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互聯網治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謝永江認為，在“紅包車”活動中，“薅羊毛”的行為不應一概而論。

　　“就比如說這種通過正常手段找到‘紅包車’，按規則騎行10分鐘后獲取紅包的行為，不管他是用幾個手機號注冊的賬號，也不管他是不是一輛接一輛地騎，他都是按照共享單車企業的紅包規則來獲得的紅包。這種行為最多算是占便宜，并不涉嫌違法。”謝永江表示，再加上共享單車企業對紅包的規則設計本來就存在漏洞，因此，不能要求這一類的羊毛黨或者刷客們去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但謝永江認為，如果通過技術手段，在手機中安裝GPS地址軟件，牢記車牌號從而“薅紅包”，這種行為就涉嫌欺詐。

　　“共享單車企業設定的紅包規則都對騎行距離和時間做了要求，只有滿足這兩個要求，才能獲得紅包；但那些通過技術手段來刷紅包的刷客們，根本沒有發生騎行行為，也不可能滿足騎行時間，而是通過弄虛作假的方式，提供虛假的信息，蒙騙了系統和平臺，騙取紅包。”謝永江認為，這種行為的目的就是為了騙錢，因此該行為涉嫌欺詐，數額巨大的還構成犯罪，相關的共享單車企業應當向公安部門報案，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中國消費者協會律師團團長、匯佳律師事務所主任邱寶昌也認為，是否破壞平臺設定的紅包規則是判定其是否涉嫌違法的主要依據。

　　“通過正常騎行獲得紅包的行為從法律上講不存在問題，因為平臺的設計規則存在漏洞，也就表明它客觀上允許這樣的行為存在。”邱寶昌表示，而通過技術手段刷紅包的行為，破壞了規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涉嫌詐騙。

　　不僅如此，謝永江還指出，6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網絡安全法規定，任何個人和組織應當對其使用網絡的行為負責，不得設立用于實施詐騙、傳授犯罪方法等，因此那些在網上發布“ofo紅包漏洞攻略技巧分享”的網友，其行為涉嫌違法。

　　漏洞或為企業疏忽放任所致

　　法治周末記者注意到，利用“紅包車”漏洞刷紅包的行為被曝光后，有相當一部分網友指責羊毛黨破壞了“紅包車”活動的初衷：既沒有為共享單車企業帶來更多的用戶和訂單，也沒有達到節省運維成本，將久置不用的共享單車騎至人流量大的位置。

　　但也有聲音指出，從互聯網誕生之初，羊毛黨就存在了，無論是滴滴快的補貼大戰，還是共享單車“紅包車”大戰，都有羊毛黨的身影，因此不能單純指責羊毛黨的行為，相關企業和平臺也應反思自身的制度和管理漏洞。

　　邱寶昌表示，“紅包車”活動本質上是企業間的營銷大戰，能否造成轟動效應才是企業真正關心的，制度和管理上的漏洞，一定程度上是企業疏忽和放任造成的。

　　“比如說，當一輛‘紅包車’被從偏遠的位置騎行到市中心后，是否還有必要繼續被設定為‘紅包車’？同一個賬號一天獲得的紅包上限是否能從十幾次減少到兩三次？同一輛‘紅包車’是否能設定發送紅包的間隔？”邱寶昌認為，這些限制措施雖然不能完全杜絕刷紅包的行為，但卻能大量減少這種行為，并且企完全能從技術上做到。

　　而謝永江認為，互聯行業中的之所以一直有羊毛黨的存在，最主要的原因是存在遠程交易。

　　“遠程交易帶來的風險，就是讓企業的營銷活動成為了某些刷單者的賺錢利器，因為企業無法去核實交易信息的真偽。”謝永江表示，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肯定不可能通過報警或起訴等手段將所有羊毛黨一網打盡，因此比較理智可行的做法就是改變規則，讓一些不正當的行為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圍之內。

　　除此之外，謝永江表示，盡快建立社會信用體系才是減少各種刷單行為的最有效途徑。

　　“互聯網行業新事物不斷涌現，各種營銷活動層出不窮，未來各企業平臺若能通過技術監控將這些羊毛黨加入黑名單，并通過社會信用體系在平臺間共享黑名單，那么羊毛黨為其行為付出慘痛的代價，薅羊毛的行為將得到根本的治理。”謝永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