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國青銅貯貝器成無聲史書 海貝或是“國際貨幣”

　　貯貝器：青銅鑄造的無聲史書

　　樊海濤

四牛鎏金騎士貯貝器。

　　在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中，滇國的青銅貯貝器引起觀眾的濃厚興趣。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于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中對云南早期的社會狀況做過一些描述，但學者對于司馬遷所記載的“滇國”始終將信將疑。直到1956年石寨山6號墓“滇王之印”的出土，才證實了滇國的真實存在。隨著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輝煌的滇國青銅藝術逐漸展露在我們眼前。在戰國至西漢短短的幾百年間，滇人用高超的鑄造技藝、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為我們留下了一段雄奇瑰麗的青銅史詩。貯貝器就是滇國青銅藝術的典型代表，它器蓋上規模宏大的立體雕塑裝飾代表著云南青銅器失蠟法鑄造的最高成就，它們具體入微地再現了滇國社會生活的一些重大事件，堪稱“青銅鑄造的無聲史書”。

　　顧名思義，貯貝器就是青銅鑄造的、用以貯藏海貝的容器。迄今云南出土的貯貝器已超過90件(包括銅鼓等代用品)，最早的貯貝器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年代在戰國。貯貝器均出土于大型墓葬中，是滇國王侯貴族的專用品，象征著財富、地位、權力。貯貝器的出現是以大量的海貝存在為基礎的，而滇國墓葬遺址中大量海貝的存在，則是滇國社會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必然。從更廣闊的視角看，滇國的海貝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國際貨幣”的職能。滇國的對外交流條件得天獨厚，從滇國往西有通達印度的身毒道；西北橫斷山脈峽谷連通著甘青高原；東北可通巴、楚；東南沿紅河而下可達交趾、南洋。富饒的滇池區域的湖畔平地不僅是民族文化生長發育的搖籃，也是云南和各方交流的文化熔爐。越來越多的考古證明，它是連接中國文明與環印度洋文明的文化樞紐。鑒于古代交通條件之艱難，滇國與周邊地區之間的貨幣流通速度相對較慢，這也是貯貝器出現的客觀前提之一。

　　對貯貝器而言，器蓋是最重要的“藝術舞臺”，上面上演的劇本都經過精心構思，表演者有人物，也有動物。動物題材最常見的是立牛，有一牛、五牛、七牛乃至八牛者，其他動物形象還有虎、鹿、猴、兔、狗、飛鳥等。人物形象常與墓主生前活動有關，包括戰爭、祭祀、生產生活場景。主角形象高大，表面鎏金，標志出與眾不同的地位，有單獨的騎士，有狩獵的貴族，還有肩輿上的婦女等，人物最多的一件貯貝器蓋上竟多達127人。貯貝器蓋的立體雕塑用細致入微的寫實手法描繪出滇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器蓋上身居高位者的躊躇滿志，普通人物的謹小慎微，或笑、或哭、或絕望無助、或心無旁騖，均表現得淋漓盡致。它反映出的是一種自然清新而又生機勃勃的審美情趣，是滇國自由的社會思潮的產物。

　　據《史記》《漢書》記載，滇是“椎結、耕田、有邑聚”的部落，滇池周圍土地肥美，“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忲，居官者富及累世”，反映在葬俗上便是統治階級的厚葬風氣。晉寧石寨山出土的“四牛鎏金騎士貯貝器”是云南青銅貯貝器中的佼佼者。該器為束腰筒形，雙虎耳，三虎爪狀器足，器蓋中央是一小銅鼓，小銅鼓向上延伸成立柱，柱頭為一長方形的小平臺，臺上有一滇族騎士椎髻跣足，佩劍騎馬。騎士通體鎏金，顯示出高貴的身份。平臺四周環繞著四頭巨角隆脊、雄健剛強的封牛作逆時針方向行走狀。整件貯貝器造型優美，線條流暢，騎士、駿馬、封牛、猛虎高低錯落，氣韻生動。高貴與矯健，雄強與威猛相互映襯。

　　貯貝器蓋上的場面雕塑具有典型性、情節性、故事性，表達的主題包括戰爭、祭祀、貢納、紡織、狩獵、馴馬等，以祭祀場面最多，尤其是“籍田”“初耕”，多次在石寨山、李家山出土的貯貝器蓋上出現，體現出滇人這個稻作民族特殊的歷史發展進程。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銅鼓形貯貝器蓋上，向我們生動地展現了滇國的一次“籍田”活動。該器為銅鼓形，底有三扁足，器蓋正中間是一喇叭形的高立柱，四周環繞35人。其中最醒目的是一乘肩輿的鎏金婦人，頭梳銀錠髻，神態嚴肅，前后各有二人抬杠，她是這次儀式活動的主持者。輿前有兩騎馬男子開道，輿后還有一人雙手持長柄傘為之遮陽。隨行人群有扛鏟者、提籃者、背種子袋者、持點種棒者，還有人物神態恭謹，曲身迎接，另有一些觀禮的“異族”，如辮發的“昆明人”，穿緊身衣褲的高個男子。

　　由于2000多年前的滇國猶處于一種類似于“復雜酋邦”或“方國”的社會發展階段，滇人沒有系統的、成熟的文字來記錄歷史，貯貝器自覺不自覺地承當了“史書”的使命，它用直觀感性的立體雕塑群像，再現了滇國社會歷史的鮮活場景，是研究古滇國文明最真實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