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草原之子到國家副主席

12月8日是原國家副主席烏蘭夫逝世30周年。

“烏蘭夫”的蒙文原意是“紅色之子”。1947年，中國大地正彌漫著炮火和硝煙，而祖國北方誕生了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為黨和國家找到了一條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為即將成立的共和國獻上了一份厚禮。完成這一壯舉的就是烏蘭夫，周恩來總理多次評價內蒙古是“模范自治區”。

新中國成立后，烏蘭夫長期擔任內蒙古自治區領導職務，后到中央領導民族統戰工作，曾經連任三屆副總理，歷時21年。1983年6月18日，烏蘭夫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這時，他已經77歲了。

?1987年8月，烏蘭夫身穿蒙古袍參加內蒙古自治區成立40周年慶典。

在北京蒙藏學校結識李大釗

30歲以前，烏蘭夫并不叫“烏蘭夫”。

1906年，他出生在內蒙古西部土默特旗塔布村一個蒙古族農民家庭。他的父親云二明亮是大字不識的莊稼漢，祖父云根元小時候讀過幾天私塾。他是在迎春之際出生的，祖父就給他起名“慶春”，上學前，又給他取學名“云澤”。

1923年，云澤進入北京蒙藏學校學習。這時，他有了個蒙語名字——烏云達賴。在這里，他結識了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并在年底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按李大釗的指示創辦了刊物《蒙古農民》。刊物只辦了四期，在他離校時就停辦了。

1925年9月，他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為第一批蒙古族中共黨員。10月，受黨組織委派，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云澤的俄文名是拉舍維奇。他的同桌叫尼古拉，說一口他聽不懂的江浙話。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的消息傳到中山大學后，全校師生連夜在大禮堂集會。云澤是第四個跑上臺發言的，沒有準備，也沒有發言稿。尼古拉也登臺講話，情緒之憤慨、言辭之犀利，超過了任何人，并聲明要與蔣介石斷絕父子關系。直到這時，云澤才知道，尼古拉就是蔣經國。

1928年，云澤從中山大學畢業，在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做了一段時間的教學翻譯，第二年6月奉命秘密回國，帶回了一本俄文版《資本論》。

領導內蒙古最大的抗日隊伍

回國后，云澤以“云時雨”的名字在綏遠地區從事地下工作，不久接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員會組織委員、書記一職。

1933年，蘇尼特旗扎薩克親王兼錫林郭勒盟代辦署理盟長德王發出“高度自治”通電，日本駐天津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與之會晤，有意扶持其在蒙疆建立“滿洲國”式的“大蒙古帝國”。云澤參與領導發動了百靈廟武裝暴動，打擊了日軍利用蒙古族上層西進的計劃。

1938年4月底，云澤接到毛澤東的電報，要他速去延安報告工作，接受新的任務。他以前受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接到電報后立即騎著毛驢前往延安。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云澤積極做工作，將以百靈廟暴動隊伍為基礎組建的蒙旗獨立旅擴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三師（簡稱新三師），他擔任政治部代主任。這支部隊被稱為穿著國民黨軍裝的八路軍，被中共中央譽為“內蒙古民族中最先進、最大的抗日隊伍”。

在反共高潮中，根據中央指示，1941年，云澤等身份暴露、影響較大的共產黨員回到延安。回到延安后，“云時雨”化名“烏蘭夫”，意為“紅色之子”。

1947年4月，在中共的領導下，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云澤被選為自治政府主席，成為內蒙古的地方最高領導人。

困難時期內蒙古接收3000多名孤兒

新中國成立前夕，在新政協籌備期間，“烏蘭夫”這個名字已經正式見于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名單之列，后面加上括號，注明“云澤”，作為過渡。

1958年5月，王樹盛調到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辦公廳秘書處擔任秘書。他來到內蒙古不久，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就開始了。全國各地刮起了浮夸風，不少地方開始放“高產衛星”。烏蘭夫說：“他們有衛星讓他們放去吧，咱們沒有衛星，就老老實實地不要放。”

在大躍進的風潮中，內蒙古一直慢半拍。自治區黨委先是提出牧區暫時不辦人民公社，后來擋不住，就提出仍然實行生產隊所有制，入股牲畜仍然按比例分配，不辦集體食堂等。

3年困難時期，烏蘭夫得知在北京的一些知名學者和專家營養不良、身體虛弱，就以“參觀訪問”的名義，先后將葉圣陶、曹禺、老舍等幾十名知名學者請到內蒙古來。

當時，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等地不少孤兒院里的孤兒嚴重營養不良。一次開會，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遇到了烏蘭夫，問他能不能給孩子們搞點奶粉。那時內蒙古很多乳品廠也停產了。烏蘭夫就說，調奶粉只能解決一時困難，最好是把孩子們接到內蒙古交給牧民撫養。

1960年至1964年，內蒙古各地先后接收3000多名孤兒。

人生中最困難的50多天

1963年5月23日至6月11日，第三次華北局全體委員擴大會議召開，部署華北地區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時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二書記、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烏蘭夫參加會議。

直到9月，烏蘭夫才下決心在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卓資縣搞“四清運動”試點，但依然要求從實際出發，“慎重穩進”。

1965年，內蒙古遭遇旱災。8月2日，烏蘭夫發出指示，決定重災區暫停“四清運動”，并把“四清”工作隊改為抗災工作隊，同時派出一大批干部下鄉參加抗旱救災。

1966年5月1日晚，烏蘭夫被召去北京，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不久，華北局工作會議在北京前門飯店召開，同政治局擴大會議交錯進行。烏蘭夫在會上遭到批判。

時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辦公廳秘書處副處長的王樹盛陪同烏蘭夫參加了華北局會議，并奉命住進了他的家中。在王樹盛看來，這50多天里，是烏蘭夫人生中最困難的一段時期。每天白天，他陪烏蘭夫在前門飯店聽“揭發”、接受批判，晚上回家幫他寫檢查。

8月16日，烏蘭夫被撤銷中共華北局第二書記、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等一切職務。他成為“文革”期間全國最早被打倒的省級黨委第一書記之一，也是定性很嚴重的一個，被扣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三頂政治帽子。

烏蘭夫被監護起來。此后，他再也沒回到內蒙古工作。

77歲時當選國家副主席

1979年，中央為“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內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內人黨”三大冤案平反。1980年前后，烏蘭夫一家搬進了后圓恩寺胡同6號院。

烏蘭夫的鄰居是習仲勛。兩家一墻之隔，兩個院子由一道月亮門互通，時有走動。習仲勛戲稱烏蘭夫為“王爺”，經常托人給他送一些陜西土特產。烏蘭夫則會送黃油等內蒙古土特產給習仲勛。

1983年6月，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主席團提名李先念、廖承志分別作為國家主席、副主席的候選人。然而，在正式選舉前8天的6月10日，廖承志突發心臟病逝世。

中央政治局緊急召開擴大會議，決定烏蘭夫作為替補候選人。6月18日，烏蘭夫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成為唯一少數民族出身的國家副主席。這時，他已經77歲了。

當時，習仲勛擔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并主持書記處的日常工作。兩位老友在民族和統戰事務中密切合作。習仲勛后來在回憶與烏蘭夫的交往時說：“在幾十年的長期相處中，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對國家和民族的重大問題，對貫徹和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問題，都能坦誠交換意見，互相幫助，密切配合。”

1986年12月23日，烏蘭夫80大壽，習仲勛親自送來用菠菜做的“翡翠長壽面”為他祝壽。

1987年，內蒙古自治區成立40周年，中央決定派出高規格的中央代表團參加慶祝活動。代表團由烏蘭夫任團長，習仲勛為副團長。這是烏蘭夫最后一次回內蒙古。

烏蘭夫和習仲勛配合非常默契。烏蘭夫考慮到自己長期在內蒙古群眾中的聲望，經常在有外出活動時找借口不與習仲勛一同前往，以便讓習仲勛成為群眾注意的焦點，自己換個時間再去一次。習仲勛每次出去，都會說一句：“我代表烏蘭夫同志來看望大家了！”

習仲勛“最親密的戰友”

晚年的烏蘭夫最關心兩件事：家鄉和回憶錄。

他始終記得，統戰部老部長李維漢曾在病中對他感嘆：“我的回憶錄怕是寫不完了，你可要抓緊時間把回憶錄寫出來。不然的話，我們的黨史在民族工作方面就會缺一塊。”

1986年，時任中國檔案出版社社長的王樹盛接過烏蘭夫口述錄音的整理稿，開始編撰烏蘭夫回憶錄。他每天都要去見烏蘭夫，給他念稿子。王樹盛曾幾次聽烏蘭夫敘述生平。第一次是1965年，為了兩年后的內蒙古自治區成立20周年慶祝活動，烏蘭夫專門請來一批專家、學者、新聞界人士，回顧自己早期革命活動，總結創建內蒙古的經驗。第二次是在“文革”期間，幫烏蘭夫寫檢查。第三次，就是在回憶錄籌備期間。

1988年底，烏蘭夫住進醫院，準備做前列腺手術。12月6日，王樹盛去成都開會前到醫院看他。兩人商定，等王樹盛出差回來，再念新一章節的定稿。烏蘭夫說：“我要出院了，你回來了咱們在家里見。”沒想到，王樹盛到成都的第二天，突然從四川省委辦公廳得到消息，烏蘭夫去世了。

也是在烏蘭夫去世的前幾天，習仲勛要去廣東考察工作，行前到醫院看望烏蘭夫。他見烏蘭夫精神很好，勸他安心治療，等健康完全恢復再出院工作。烏蘭夫也要習仲勛多保重。沒想到，這竟成永訣。

烏蘭夫病逝一周年時，王樹盛找到習仲勛，請他寫一篇紀念文章，習仲勛同意了。文章由王樹盛起草，寫完后，在統戰部討論。

王樹盛念到“烏蘭夫同志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親密的戰友”時，習仲勛喊了停：“加個‘最’字，是‘最親密的戰友’。”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宋春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