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監系統開出548張“2019款”罰單

你走過最長的路，可能就是商業銀行的違規套路。不過，監管部門已經通過強監管提醒——“道路千萬條，合規第一條。批貸不規范，銀行兩行淚”。

據《證券日報》記者獨家統計，今年以來（截至4月7日），銀保監會以及地方銀監局（含分局）針對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違規行為，已經開具并披露了548張罰單（含處罰告知書）。其中，地方銀監局開具222張，銀監分局開具326張。鑒于罰單披露必然的“滯后性”，按已經公布的罰單數額估算，可能有近百張罰單“在途”。

某上市銀行人士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商業銀行的業務同質化還是比較明顯的，內控的操作節點也很相似，因此違規手法確實有套路可循。此外，盡管近年來商業銀行對于基層員工行為準則的規范越來越嚴謹，甚至也結合了科技手段，但實踐中還是難以完全把控。尤其是利益驅動型的違規行為，其造假鏈條較為完備，商業銀行對其防范的任務確實比較重。”

操作手法套路深

多家機構涉房信貸違規

由于不同區域監管機構對于行政處罰案由披露的詳細程度不盡相同，因此，乍看之下，罰單涉及的違規手法也可謂是五花八門。

不過，如果拋開披露口徑的細微差別，商業銀行的違規套路也不外乎信貸業務違規、票據違規、違反審慎經營違規銷售、違規流入股市、資金被挪用、違規收費存貸掛鉤、違反國家宏觀調控、違規保管、信披違規等幾個大的類型，可謂全是套路。

其中，信貸業務違規所受處罰的數量最多，該種行為也包括部分罰單中的以貸轉存等方式虛增存款、違規授信、貸款五級分類違規等案由。而涉房貸款、理財業務、同業業務、消費貸等則是去年以來銀行業嚴監管的重點，商業銀行因為在上述領域違規吃到的罰單顯然也不在少數。

例如，東北地區某城商行的北京豐臺支行因為“貸款轉存定期存款并續作存單質押貸款、理財資金對接四證不全的房地產開發貸款嚴重違反審慎經營規則”受到處罰；某外資行上海分行因“在發放部分住房按揭貸款時，違反貸款利率規定”受到處罰；某上市城商行的楊浦支行因“在發放某消費貸款時，未采取有效方式對貸款資金使用情況進行跟蹤檢查”受到處罰，且該銀行的靜安支行也因為“在發放某消費貸款時未按規定進行貸款支付管理，未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貸款資金使用”吃到罰單。

值得一提的是，《證券日報》記者觀察各地“1號罰單”公示的信息發現，其整治的主要也是上述樓市信貸路徑依賴、亂收費、貸款挪用等違規行為。

除了商業銀行外，非銀行業金融機構也存在資金違規流向房地產領域的情況。例如，某資產管理公司的貴州省分公司存在以重組問題企業的名義，違規向“四證”不全的商業性地產項目提供融資的行為，并因此受到行政處罰。

罰單區域分布不均

廣東省“出手最重”

據《證券日報》記者統計，今年以來，有33個地方銀監局（含分局）做出行政處罰決定。其中，開具罰單最多的是廣東省，廣東省監管部門合計開出73張罰單；大連市排名第二位，開出46張罰單；河南省監管部門開具的罰單數量排名第三位，為34張。此外，湖南省、陜西省監管部門開出的處罰數量均超過了30張。

對比去年一季度的情況來看，罰單數量前幾名地區排名的變化較大。去年一季度，陜西、河南和四川區域的罰單數量較多，廣東省則并未上榜“前三名”。

當然，上述今年罰單數據的統計時間節點均是以行政處罰作出的時間為標準，并不代表違規行為發生在今年。從部分明確了違規行為發生時間的罰單內容來看，有的罰單雖然是今年開具的，但相關的調查或檢查工作應該是之前就已經進行；另一種情況是多年前的違法違規行為由于某種原因，在今年被查實并處理完畢。因此，罰單數量并不能簡單地與限定時間內違規行為高發直接畫等號。

不過，確實有部分違規行為具有地域集中度高的特征。例如，票據違規中比較常見的“辦理無真實貿易背景的銀行承兌匯票業務”等違規行為，多發生在華東、華南等經濟發達、外貿交易多的區域；而“存款變保單”等違規行為多發生在三線、四線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區。

此外，由于罰單披露必然的延時性，目前披露出來的548張罰單肯定低于實際的行政處罰數量。考慮到“在途罰單”（此處指監管部門已經做出但尚未披露），今年以來的月均罰單應超過200張，處罰力度與去年相比應該基本持平。（記者 張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