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論》

　　文/圖 全媒體記者 李賀建

　　《新民主主義論》，“中華民國”，毛澤東著，1948年新華書店發行，2013年征集，現藏于駐馬店市博物館。32開紙，長18厘米、寬12.8厘米，封面上端為毛澤東像，其下為3個紅色草書大字“毛澤東”，是用毛澤東簽名字體印刷的，再下是黑色印刷體書名《新民主主義論》，最下面是一行紅色小字“新華書店發行”。邊緣有殘缺，紙質發黃（如圖）。

　　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演講，并刊登在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上。同年2月20日毛澤東把演講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發行的《解放》周刊第98、99期合刊登載。

　　《新民主主義論》的發表，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決定的。1940年初，國內形勢發生很大變化，中國的抗日戰爭從全面防御階段轉向全面相持階段，抗戰進入了最為困難的時期。日本帝國主義由于自身兵力不足和我黨領導下敵后游擊戰爭的廣泛開展，不得不停止對正面戰場的進攻，并把對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政策由武力進攻轉變政治誘降和經濟拉攏。

　　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國民黨頑固派反共投降傾向日益明顯，另一方面在共產黨和革命隊伍內部，也有一些人對中國民主革命的性質和前途存在一些模糊認識，對中國革命的基本理論和策略缺乏統一的理解。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中國該何去何從”這個問題，尖銳地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毛澤東為了駁斥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叫囂，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這一重要理論著作，將豐富的中國革命經驗系統化，闡明了黨的理論和綱領，十分清楚地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第一步是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第二步是在此基礎上，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使中國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為人們描繪了一幅清晰的革命路線圖。不但與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劃清了界限，也明確告訴世人，中國共產黨要走一條獨特的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

　　毛澤東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綱領，即在政治上，要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在經濟上，要使一切“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這個共和國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個共和國將采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在文化上，要掙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文化思想的奴役，實行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這個革命的參加者十分廣泛，除了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之外，還包括民族資產階級，甚至還包括作為地主階級一部分的開明紳士，這也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從狹隘的工農革命中走出來，成為真正的民族民主革命。

　　《新民主主義論》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這一理論讓世人清楚地看到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和美好前景，使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達到空前的統一，極大地鼓舞了人們的勝利信心，推動了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

　　《新民主主義論》一篇既出，引起民國知識界的廣泛關注，大家爭相傳閱，供不應求，得到進步人士的多次翻印，甚至為了突破國民黨的限制，還出現了多種“偽裝本”。毛澤東精辟的論述吸引了無數的仁人志士，當時在晉察冀邊區的鄧拓讀后，情緒激昂，賦詩一首：“萬水千山只等閑，長城繞指到眉端。陣圖開處無強敵，翰墨拈來盡巨觀。風雨關河方板蕩，運籌帷幄忘屯艱。蒼龍可縛纓在手，且上群峰絕頂看！”時光荏苒，書頁泛黃，偉人的光輝思想依然熠熠生輝，時至今日，《新民主主義論》所承載的文化思想仍具有深刻的理論指導作用和現實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