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頤，一個挑起一場 千年文化之爭的西平人

　　 趙新春

　 說起梅頤，知道的人并不多，甚至在中國古代典籍中關于他究竟是該叫梅頤還是該叫梅賾也沒搞清楚。還有人認為他的姓是枚不是梅，連他姓啥都傻傻分不清。

　　我們這里說他叫梅頤是采用了《世說新語》的說法。《世說新語》說梅頤曾經對陶侃有恩。所以，當梅頤任豫章太守的時候，被一直有忤逆之心的丞相王敦抓起來后，陶侃就不愿意了，說現在“天子富于春秋，萬機自諸侯出”，你王敦不把天子放在眼里，要抓天子大臣梅頤，我就可以把他放了。于是，陶侃就派人到江口把梅頤救下來放了。死里逃生的梅頤見到陶侃要屈膝去拜，陶侃不讓，于是梅頤就非常硬氣地說了句：“梅仲真膝，明日豈可復屈邪。”意思是別想多了，我這膝蓋，就屈今天這一次。

　　南朝梁劉孝標在對這條作注釋時，引用《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實進止。”又引《永嘉流人名》曰：“頤，領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真。”梅頤字仲真，弟弟梅陶字叔真，是汝南西平人，即今西平縣人。看這哥倆的字，按照古代“伯仲叔季”行算，梅頤應該還有個哥哥，說不定字伯真。梅頤兄弟生活在東晉，《晉書》沒有立傳。弟弟梅陶的事跡散見于《晉書·陶侃傳》《晉書·祖約傳》《晉書·祖納傳》中。與哥哥和當朝權臣王敦關系緊張不同，梅陶做過王敦的咨議參軍，歷遷豫章太守、尚書、光祿大夫，著有《梅陶集》二十卷。在王敦要殺掉陶侃的時候，是梅陶出面勸解，保護了陶侃的性命。由于有這段梅陶救人的事跡，加上他又做過豫章太守，所以也有人認為《世說新語》中說“嘗有惠于陶公”的應該是梅陶。從《晉書》零散的記載中看，梅陶善于識人，說“陶公（即陶侃）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又機敏聰慧，對于祖約、祖納對汝南月旦評和汝潁人士的貶低，也能從容而不失禮貌應對，要比哥哥梅頤在“求實進止”的老實刻板形象圓滑得多。

　　梅頤曾做過領軍司馬、豫章內史，仕至豫章太守。他挑起一場千年文化之爭的緣起，還得從秦朝開始。因為梅頤所獻《古文尚書》里有西漢人孔安國所作的《尚書序》，說：“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這就牽出了歷史上的一樁公案——秦始皇焚書坑儒。后世學者認定秦始皇暴政，毀滅文化就是以此為依據的。因為秦始皇焚書坑儒，所以先秦典籍大多不傳，留下的寥寥無幾。公元前154年，漢文帝的兒子劉余被封為魯王，在興修宮殿時偶爾破壞了孔子老宅的墻壁，發現了一大批戰國古文竹簡，其中一部分就是《尚書》。孔子的后人孔安國對這些《尚書》內容進行了整理，共有五十八篇，并于公元前99年左右獻給了朝廷，這就是《古文尚書》。由于它生不逢時，趕上了漢代的巫蠱之亂，并沒有受到朝廷的重視。雖然西漢末年劉歆為爭取列入官學的資格，再次把它抬出來，但由于今文經學派的大肆詆毀，加之趕上王莽篡位、兵亂四起，《古文尚書》沒掀起什么浪花，就再次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古代竹簡，傳承困難，所以秦漢經學講究師徒口述代傳，很容易因為某一代跟不上引起失傳。就像《今文尚書》，等學者想起來記錄下來時，他的最后一位傳承者伏生（又稱伏勝）已經七老八十、口齒不清、記憶模糊了，最后是靠著他孩子的口型翻譯，晁錯才搶救下來二十九篇。《古文尚書》不受重視，傳習者自然更少，關于它的傳承世系晉以前沒有記載。只是在唐朝孔穎達《尚書正義》卷二《虞書》注說中所引用的《晉書》中有約略記載：“《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這個梅賾就是梅頤，但這個《晉書》究竟是哪本《晉書》就不得而知了。

　　東晉歷經戰亂，定鼎江南，打算搜集散失的文獻。于是，當時任豫章內史的梅頤就整理了老師臧曹傳授的《古文尚書》，連同伏生（又稱伏勝）的《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共計五十八篇，獻給了朝廷。這就是中國文化史上除孔安國《尚書》、伏生《尚書》之外的，《尚書》的第三版本——梅本。此書一經面世，便得到朝廷的追捧，專門設立了學官，對此書內容進行研究、傳授和釋解。孔穎達奉唐太宗之命作《尚書正義》，也是以此文藍本。然而，梅頤做夢也沒想到，幾百年后，這本書會將他推到了風口浪尖上，并冠以“梅氏偽《古文尚書》”的名頭。

　　南宋偏安一隅，但南宋的文人卻是中國疑古派的濫觴。理不是越辯越明，中國文化研究的迷霧大多出現在這個時代。對于梅頤所獻《尚書》的懷疑，最早源于南宋吳棫的《書稗傳》。他懷疑梅頤獻本《尚書》不是古本。之后，朱熹通過語言對比表示了自己的疑惑。明代梅鷟《尚書考異》，從漢人有關《古文尚書》的傳授情況及梅頤所獻《尚書》的篇數、文體和來源等方面，推測梅頤所獻應是魏晉間人所作。清代閻若璩在繼承梅鷟論證的基礎上，寫出了八卷本的《尚書古文疏證》，提出一百二十八條論據（今存九十九條），得出梅頤所獻《尚書》非漢孔安國的原始傳本的結論。近代胡適、顧頡剛等疑古學派則認為梅頤獻本就是梅氏偽《古文尚書》，梅頤就是一個偽造《尚書》的歷史文化騙子。

　　近年來，有學者根據戰國清華簡，對梅頤所獻《尚書》進行了辨析和考證，關于他所獻《尚書》的爭論還會繼續下去。其實作為一個老實的文化人，梅頤也挺冤枉，把從老師那學來的整理一下獻上來，自己怎么就成了文化騙子呢？好在陶弘景《真誥》記載：“又梅頤為豫章太守，夢被召作太山府君，克日便亡。”梅頤去做了神仙。“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對于這些凡間事兒，他早已不掛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