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外賣與擺菜攤

文/侯國平

高鵬飛和許春梅是大學同學，一個是同學會主席，一個是文體部委員。兩人相互愛慕，在學校就建立了戀愛關系。畢業后，兩人決定留在省城打拼，不料趕上了最難就業季，投了不少簡歷都石沉大海。兩人的家庭都是社會底層，拼不了爹。高鵬飛的父母是紡織廠的工人，已經退休了。許春梅的家在農村，父母都是農民。

拼不了爹，生活照樣要往下走啊。高鵬飛的父母把單位分的福利房裝修一下給兒子當了婚房，老兩口搬回鄉下了。小兩口結婚后，也不想啃老，打算自謀職業，但手里又沒有本錢，干啥呢？高鵬飛說，不如去送外賣，咱有的是力氣，也不用啥本錢。許春梅說，干這也中，比在家大眼瞪小眼強，但要注意安全。不過，讀了4年的計算機專業沒用上怪可惜。高鵬飛說，走一步說一步，騎不了馬，先弄個驢騎一騎。

高鵬飛去市里一家外賣公司報了名，到那里一打聽，送外賣的大學生有好幾個，不稀罕，這才叫他稍微安了心，送外賣，不僅要身體好、電動車開得好，而且要熟悉飯店的地址、市區道路、小區位置，這對高鵬飛來說，比學抄代碼、編程序簡單多了。由于肯用心，不怕風吹雨打，他很快成了公司的送餐快手，一天下來能跑幾十單，一個月有六七千元的收入。小兩口的生活逐漸安定下來，有了兒子，許春梅在家照看孩子，打理家務，小日字過得清貧但也快樂。

高鵬飛送外賣干得更起勁了，別人不愿跑的單子他愿意跑。但他也有顧慮，怕遇見老鄉和同學。有一回接了一個單子，電話號碼很熟悉，懷疑是同學叫的外賣。他猶豫了一下，還是去了。他戴著口罩和墨鏡，一開門，果然是大學同學。他撇起了普通話，同學竟然沒有認出他來。他快步跑下了樓，既緊張又興奮，像是打了個大勝仗。回到家，他破例喝了一瓶啤酒。妻子問他有啥高興事，他說，你猜。妻子說撿錢了。他說遇見老同學了，沒認出他來，因為他說了普通話，很標準。許春梅聽著聽著，臉上就掛上了淚珠。她安慰丈夫，咱不難受，送快遞和抄代碼沒啥貴賤之分，只要咱淌的汗是干凈的，都是值得點贊的。

孩子大了，許春梅把兒子送回鄉下讓父母照看，自己外出打工，干了幾家公司都不如意。一咬牙，她租了間房子，擺起了菜攤。她每天3時起床，開著小皮卡，到批發市場進貨。她貨比三家，只賣精品菜。她賣的蘿卜、白菜、黃瓜、西紅柿鮮亮干凈，價格公道，從不缺斤短兩，很快就有了回頭客。

擺菜攤是個啰唆活，買菜的大多是老頭、老太，許春梅都大爺、大媽的稱呼著。大爺大媽們喜歡搞扒皮政策，白菜要扒皮，蔥蒜也要扒皮，許春梅看著并不制止，只是任人宰割。時間一久，這個菜攤的老板好說話的名聲就傳出去了，買菜的越來越多，生意越來越好。許春梅忙不過來，就叫來爹娘幫忙，每天收攤一算賬，除去成本，能收入300元。

社區的工作人員知道了他們的事情，就把高鵬飛和許春梅評上了不等不靠、自謀生計的先進大學生，每人還獎勵了一千元錢。社區的黃主任也是個大學生，她問高鵬飛，咋就想起了送外賣和擺菜攤。高鵬飛說，找不到好活，就弄個賴活干，人都有兩只手，干啥也餓不死人。黃主任聽了，朝他們豎起了大拇指。

生活就這樣忙忙碌碌地過著。夜深人靜的時候，高鵬飛和許春梅回想起大學生活，心里又翻騰起來，怎么就當起了販夫走卒，當年的慷慨激昂到哪里了？高朋飛打趣妻子是十字坡上的孫二娘，許春梅打趣丈夫是江州城里的神行太保戴宗。這時小夫妻都感到了一些快樂，但這快樂又伴隨著絲絲悲涼。

高鵬飛說出了心中的夢想，他想考研，許春玲說也想考研。但他們又放不下送外賣和擺菜攤。那是他們的衣食來源呀。于是他們就商定，該送外賣還送外賣，該擺菜攤還擺菜攤，利用休息時間復習功課，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從此，高鵬飛送外賣的路上，就哼起了小曲，他常哼《我們走在大路上》。許春梅的小菜攤上也不時響起悠揚的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