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生 你要成為什么樣的人

　　5月12日，中國海洋大學學生就業創業指導與服務中心老師喬寶剛（左一）為大學生進行創業指導。新華社記者 陳君清攝

　　編者按：在網絡上有兩個與高校學子相關的熱詞，一個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是對國內學子的擔憂；一個是“常青藤的小綿羊”，這是耶魯某教師對國外名校學生的批評。差異的詞匯背后，是相同的思考。本期讓我們關注——

　　培養“高情感”的大學生

　　一個持續討論的話題

　　自大學產生以來，在特定的社會轉型時期，都會有人從多方面反思大學的人才培養。2012年，耶魯大學教授威廉·德雷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cz）寫了一篇《精英教育的劣勢》（The Disadvantage of an Elite Education）的文章；2014年，德雷謝維奇教授又出版了《優秀的綿羊》（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 ，2015年，北京九州出版社）一書，該著作一經問世，就迅速引起了美國社會的廣泛討論。因為作者提出了一個似乎令人難以接受的判斷，作者認為：“當前的美國精英教育已經陷入了誤區，這套系統下培養出來的學生大都聰明，有天分，斗志昂揚，但同時又充滿焦慮、膽小怕事，對未來一片茫然，極度缺乏目標感，他們被包裹在一個巨大的特權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實巴交地向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他們非常擅于解決手頭的問題，卻不知道為什么要解決這些問題。”

　　讀罷該書，不由令人想起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講的一段話：“我們的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當時這段話在國內引發熱議。近期，我國有不少學者將錢理群教授提及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與德雷謝維奇在書中提及的“常青藤的綿羊”聯系在一起討論，或產生共鳴，或存有分歧，或支持，或反對，將該話題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實際上，在大學培養人的問題上，關于此類的反思乃至“批判”很多，例如我國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先生60多年前所講的“半面人”。1948年，梁思成先生在清華大學作了一次題為“半個人的時代”的講座，對大學的人才培養提出了質疑。當時，梁先生是從大學文理分家導致人的片面化談起的，他提倡教育要走出“半個人的時代”。梁先生的觀察，以及20世紀50年代英國學者C·P·斯諾言及的“兩個集團”等論述，都是中外學者對大學人才培養的反思與“批判”。我們應該培養什么樣的學生，不應該培養什么樣的學生，這在中外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是一個被持續討論的話題，類似的表述也非常多。

　　應該培養什么樣的大學生

　　愛因斯坦曾指出：“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并且產生熱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具備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只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

　　時至今日，大學中出現“馴服的綿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如何培養“高情感的”大學生，仍是世界各國大學面臨的難題。1995年3月，日本的奧姆真理教成員在東京地鐵站投放“沙林”毒氣，造成5000多人受傷，15人死亡，震驚了世界。后來警方調查，在奧姆真理教成員中，有相當一部分成員是大學生。在科學技術十分發達的今天，反科學、反社會的活動在世界范圍內也沒有熄滅。也正是因為這種情況，世界未來學家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提出：“高科技時代需要高情感的人。”

　　我們該培養什么樣的學生，之所以會引起人們這么大的興趣與熱議，無外乎大家對當下大學人才培養過程中產生的一些問題與矛盾有質疑，長期積壓在人們心中對人才培養質量的擔憂與不滿，在遇到這樣一個話題之后得到了一個釋放。但是，僅僅一味地觀望、呼吁或是抱怨，都是遠遠不夠的，在對待該問題上，要理性分析背后的深層原因，并需要對我們當下大學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目標進行一個清晰的、符合時代需求以及符合人才培養規律的認識和界定。

　　如果將“馴服的綿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理解為世故老道、善于利用體制謀一己私利而將自己置身于國家命運與人類幸福之外，那么顯然這樣的人是不完整的，是缺乏基本人文素養和道德情懷的。不得不承認，當下由于整個社會大環境的浮躁以及大學內部存在的各種庸俗化現象，使得一些學生急功近利，缺乏自身理想和目標，導致大學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出現了所謂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但我認為，“馴服的綿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并不是大學生中的主流，盡管如此，我們對此現象仍然需要多加關注，在學生的價值觀上積極引導，堅持立德樹人，不僅要培養學生高尚的道德操守，而且還要培養其社會擔當和責任意識。

　　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重新界定人才培養目標

　　值得一提的是，在人們對“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進行抨擊的同時，還有一些人作為回應而呼喚大學的另一種“回歸”，即開始憧憬象牙塔式的中世紀大學，向往紐曼的紳士大學，懷念洪堡的柏林大學，仰慕蔡元培主政時期的北京大學以及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合大學，進而生發出一種對大學的念舊情懷。但是事實上，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到來，已經沖破了理想中古典大學的邊界，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功能以及高等教育的內外部環境，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如美國學者弗萊克斯納在牛津大學演講時所說：“大學像其他如社會、政府、慈善等人類組織一樣，處于特定時代的社會結構之中而不是之外。大學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會將各種新事物拒之門外；相反，它是時代的表現，是對現在和未來都會產生影響的一種力量”。今日人們在面對高等教育中產生的問題時懷念過往，殊不知，理想中的古典大學已經是落日余暉，今天的大學已很難再回到古典大學時代。

　　在我國高等教育早已突破精英化，并正在從大眾化邁向普及化的今天，我們需要重新對大學的人才培養目標進行認識和界定。今天，我們的大學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關于這個問題，或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正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認為，當代大學至少應該培養具備以下素養的人才：具有高尚道德操守的人才，具有社會擔當和責任的人才，具有批判性思維的人才以及具有跨學科背景的復合型人才。（鄔大光 廈門大學副校長）